音乐、舞蹈与四骑士： 展览项目
戈雅在《理性的沉睡》中展现了一个在困顿与迷惘中昏睡的形象，环顾今日，我对此深有同感。我如画中人物，在暗夜中抬起头，沉默着拿起画笔，用绘画创造另一个诡异的世界——那里有着饥荒、瘟疫与战争。愚蠢、怪异、贪婪与冷酷的形象充斥其中。当音乐响起，这些形象仿佛被某种力量召唤，聚集起舞，宛如举行一场神秘的仪式......
第一幕 一个形象的 诞生与演进
背 景
在我的想象中，有这样一些异化了的能穿越时间并且无处不在的形象。
这些形象在历史中反复出现并做着相同的事，比如古希腊处死柏拉图，隐士彼得所率领的平民十字军。1518 年斯特拉斯堡的舞蹈瘟疫，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叫魂案，二战中的万岁冲锋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今天的生活中依旧可见。他们有着相同的本质。戈雅在“聋人屋”时期的绘画中记录下了他们的身影。弗朗西斯·培根也展示了他之所见。
在我的绘画中我想展现我感受到的他们的形象与状态，这些形象产生的动力来源于我内心，同时希望理想成为现实的愿力形成一种 “扭曲力”。而这便是形象一步步变色，变形，扭曲，破碎与重组的动力。
产 生
形象是一步步产生与演化的，细节也是逐渐确定。
这个形象第一次浮现于我的画面是2016年。他如一个有着不确定性的幽灵，是一个孤独、脆弱、贪婪的赤裸生命形态。
L'Opportuniste 2017 Huile sur toile 200 × 110 cm
Torse Rouge 2022 Huile sur toile 95 cm x 140 cm
L'Opportuniste 2017 Huile sur toile 200 × 110 cm
形 象 的 流 动 与 异 化
我创作了一系列围绕“狗”这一主题的研究性绘画。在我看来，狗的动物性与人性之间存在某种微妙而深刻的联系。为了揭示这种共性，我在画面中不断让狗的形象变色、变形，使其在视觉上游移于不同的状态之中。
这一探索最终在2022年发展为油画作品《红色驱赶》。在这幅作品中，一个诡异的形象浮现——它既非人，也非兽，亦非鬼，而是三者的交融与裂变。人、兽、鬼的界限逐渐模糊，形象开始分解，相互渗透、流动，转化，重组。这便是异化的开端朝向未知的形态。
颜色的变化与扩展
最初，我试图寻找一种能表现我感受的颜色赋予这些形象——它既能表现肉的质感，又能承载焦虑、暴力与死亡的意象。经过多次尝试，我最终选择了红色，它浓烈而直白，如血液般鲜活，却又暗含不安与侵略性。
然而，随着创作的深入，我逐渐感受到粉色所带来的冷漠与疏离感。于是，红色渐变为粉色，随着形象的不断发展，其表达的意义与情感也愈加丰富，形象的色彩便瑜伽多样化。
三联画
我喜欢三联画的形式，不仅因为它能恰到好处地展现一个形象在空间中的不同视角与形态，更因为它能够跨越时间，形成连贯的形象表达。由此，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叙事维度和心理感受维度等多个层面的拓展都能在其中得以展开。
形态与姿势
2022年，当我完成“体操”这幅绘画后，我逐渐对形象的形态与姿势产生兴趣。除了如古典绘画中用姿势产生画面的节奏与叙事性外，我更着迷于其所传达出来形象的情绪与形象的张力。
变幻的舞台
我希望为这些形象创造一个舞台，使它们得以展现自身的状态与变化。最初，空间是封闭而压抑的，如同一种桎梏，限制着形象的活动。但随着演变，空间逐渐被打开，变得富有情感与象征意义，最终成为一种表现性的场域。
这个过程让我想起电影《小丑》中，Arthur 从狭小的房间走向更广阔的自然与社会空间的旅程。那不仅是物理上的跨越，更是心理上的突围——在自我压抑与外部世界之间寻求某种突破。类似地，在我的绘画中，形象的心理边界逐渐被冲破，表现性随之增强，而空间也不再是单纯的背景，而是与形象共生、相互影响的存在。
当形象与空间共同发生异化，它们彼此交融、相互塑造，界限变得模糊，最终形成一个既荒诞又真实的异质世界。
版画：弗朗斯·霍根伯格（1539-1590）
愚人舞（Stultorum Chorea）– 约1560-70年 – 铜版蚀刻与雕刻，阿姆斯特丹， Rijksmuseum。
第 二 幕 舞 蹈
1518年夏天，斯特拉斯堡
街头上演了一场诡异而可怕的景象——数百人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使，陷入无法控制的舞蹈狂热。他们在广场上无休止地扭动、旋转，直至筋疲力尽，甚至倒地而亡。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被这股狂热裹挟，如同瘟疫般在人群中迅速蔓延。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斯特拉斯堡舞蹈瘟疫”——一场群体性癫狂的爆发。压抑与痛苦带来以某种扭曲的方式借助狂欢来宣泄。然而，这并非孤立的事件。在此之前，类似的“舞蹈瘟疫”至少已发生十次，每次都如幽灵般突如其来，又在造成混乱与死亡后神秘消散。
个体的消解与群体的极端化
这似乎是一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现象。在狂舞之中，个体身份感丧失并融入整体，同时被无形的律动吞噬。随集体的节奏起舞，如潮水般被推向极端。群体的狂热，异化、失控、被吞噬的过程。戈雅《女巫》的飞升为我提供了表现诡异与荒诞的灵感，也让我思考：是谁？为什么造就了这一切？
我们真的变好了？
斯特拉斯堡的舞蹈瘟疫已过去五百多年，但群体的疯狂从未消失。现代社会依然充斥着不同形式的集体癫狂——追星狂热、互联网舆论狂欢、极端政治与民族主义、疯狂消费与“抢购潮”、选举造势中的极端行为、金融泡沫与投机狂潮、集体恐慌、宗教狂热……当个体失去理性，被情绪与环境裹挟，舞蹈瘟疫便以新的方式上演。历史一次次重演，只是换上了不同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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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飞行的女巫 (1539-1590) | 油画 | 1798 | 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第 三 幕
音 乐（创作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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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戈雅
大山羊 1821– 1823 438 x 140 cm
大 山 羊 与 花 衣 魔 笛 手
多年前，在普拉多美术馆，我第一次见到戈雅的《大山羊》，那份荒诞与恐怖的张力令我震撼。画面中弥漫着一种隐秘而无形的黑暗力量，它不仅属于画作本身，更似乎贯穿历史与人性深处——一种潜藏的欲望、同时又是受虐与施虐的快感与共谋。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映射了这种人性，并揭示了文明背后隐匿的原始的暴力与欲望。而在我的画面中，这股力量不断蔓延，逐步侵蚀形象，使其扭曲、变形，直至崩解，消散。
同时我又想起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那个用魔笛引诱孩子们离开城市直至随他消失在未知的黑暗森林的形象。那支魔笛的音乐如同魔法的召唤，孩子们听到就忘记了一切紧紧跟随，而这一幕，何尝不是戈雅画布上的大山羊的另一个童话版本？
献 祭
如果说马蒂斯的《舞蹈》与《音乐》展现了身体的自由与精神的欢愉，那么我所描绘的世界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音乐与舞蹈的关系：迷失与癫狂。
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狂欢中，人们被推向极端，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沉沦、迷失，最终沦陷。在某种层面上，舞蹈的形象是自愿跟随“花衣魔笛手”的。 这是一场没有一个胜利者也没有一个无辜者的游戏， 更是一场无法终止的原始献祭。而使他们所沉醉的，究竟为何物？音回响，舞蹈依旧，而画面中的形象献祭自我，最终成为音乐的一部分。
第 四 幕
四 骑 士 （创作进行中）
第一次听到四骑士的故事时，我以为那只是一个虚构的传说，只存在于宗教典籍与文学作品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意识到，他们似乎从未离开，无论在哪个时代，总能在某处见到他们的身影。艺术家们仿佛见过他们——古代有荷尔拜因、丢勒，当代有巴塞利兹等人，他们用画笔描绘 出自己所见的景象。四骑士的形态或许不再是500多年前丢勒版画中的模样，如今他们依然如同宿命般，与世界同行，从未消失。
舞蹈、音乐与四骑士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音乐与舞蹈，如同古老的献祭仪式，召唤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而在我看来，最终应召而至的，正是“四骑士”。因为他们并非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人类的一切技术发明，归根结底都是对抗死亡的尝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掌握了机器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计算等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仿佛看见了摆脱“四骑士”宿命的希望。然而，这些技术是否真的会带领我们走向天堂，抑或最初做下天堂的许诺，最终却将人们带入地狱？此时判断对错早已失去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什么，做何等选择，以及代价。
丢勒 四骑士 1498 铜版画
绘画与呈现
在这一主题中，我坚定的将我的绘画继续演进。绘画是情感与想象附着于创作行动的过程，而非刻意描绘或既定形象的再现。在这一过程中，潜意识的流动与偶然性的介入，使形象在绘画行动中自行浮现、生长，扭曲，异化与重构，最终停留在某个恰当的瞬间——既是显现，也是隐去，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感受被捕捉，形象得以短暂存在。我试图让过程本身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让绘画行动中的偶然性主导形象的变换，使作品在不断的生成与变化中进行表现，呈现其独特的生命力。